由领导批示来推动法律实施所带来的上述消极因素，值得各方面深加关注。
[48]这种机制又被称为棘轮机制(Ratchet Mechanism)，目的是为了防止成员贸易开放程度的倒退。但并不能从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的概念中必然推导出负面清单的实际优势。
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例，原则上所有的贸易部分都是开放的，除非存在清单中列举的保留。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入世承诺中并没有明确使用法治(rule of law)这样的描述，但前述承诺无疑体现了法治的思想。作为例外的临时措施必须要存在相关且合理的信息依据。透明度原则实际上隐含了法律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两方面的要求。[44]保护贸易活动参与者的合理预期是透明度原则的关键之所在。
从WTO的数次贸易政策评估来看(WTO Trade Policy Review)， WTO秘书处的报告亦多次肯定了中国在增进贸易政策透明度方面的进步。它要求缔约国在贸易法规的公布和实施上必须具有透明度。这个格言中的权力一词，书中的汉译是权利，实际上应译为权力，因为其给出的对应拉丁名词potestas和英文名词power，在法律上都是权力之意。
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不得受到妨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强制去从事法律所未规定的行为。列举国家机关及其权力范围是宪法限制权力的基本方式。所以，宪法不仅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也是人民向国家机关委托权力的委托书，超越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行使权力的任何行为都构成对人民权利的侵害，都是非法的和无效的。这种状况与国家机关提取的经济资源多、公共预算规模巨大，公权力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且集中程度甚高的情形密切相关。
可见，中外法学界对于包括最高国家机关职权在内的权力要受宪法限制这一点，意见并无不同。不仅资本主义代议民主制下是这样，社会主义代议民主制下也是这样。
[4]参见沈宗灵：《权利、义务、权力》，《法学研究》1998年第3期，第3-11页。法无授权不可为是宪法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原则的必然逻辑延伸，前者可理解为后者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制定全国统一的归化条例和破产法。中国《宪法》序言最后自然段和第5条分别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
但是，相对而言，在构筑网笼限制权力方面，中国宪法中限制国家机关、国家权力的清单承担的任务，比美国宪法文本中同类性质的条款承担的任务多许多、重许多。它们既存在于传统、习惯中，也存在于宪法性法律中，非常牢固，理论上可被废止，事实上不可能被废止。在历史上和现实世界中，我们还找不到国家机关权力清单和权力负面清单都失却权力限约功能而合宪性审查体制能正常存在和有效运作的先例。[30]孙谦等，见前注[10]，第616-618页。
但与此同时，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中国的国家权力首先和主要地是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掌握和体现的，所以，要从总体上减少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尤须在宪法中设置针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职权的负面清单并充实其内容。[25]BryanA.Garner,supranote22,p.1207. [26]SeeFromtheFoundingthroughtheAgeofIndustrialization,inMelvinI.UrofskyandPaulFinkelman(ed.),DocummentsofAmericanConstitutionalandLegalHistory,Volume1,OxfordUniversityPress,pp.201-209. [27]姜士林等，见前注[17]，第28页。
《大宪章》在这方面的情况，前文已经有所列举，此处不再赘述。一切公款的收支报告和账目应不时予以公布。
国家机关权力清单和权力负面清单若不能存在并正常起作用，合宪性审查制度不可能建立，建立了也不能正常发挥效用。[6] 政法院校本科生宪法学教材多数从交代代议关系和权力委托关系的角度确认国家机关权力的有限性，有一些讲得清楚明白，其中一本写道：中国同其他立宪国家一样，宪法并未使用‘有限政府的字眼。[34] 俄罗斯宪法针对国家的权力负面清单的内容也是比较丰富的，其中较引人注目的有这样一些：其第13条规定，任何意识形态均不得被规定为国家意识形态或必须遵循的意识形态,任何宗教不得被规定为国教或必须信仰的宗教。以合众国的名义借贷款项。这里读者须特别留意：①中国宪法文本中的一切国家机关，首先和主要指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任何组织也理所当然包括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国家政权组织。为在我国进一步确立和巩固对国家机关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认知，促进宪法的全面有效实施，笔者特撰此文做进一步论说。
按照罗马法，受任人不得逾越委任权限。中国现行宪法同样限制包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职权在内的权力，这点不言而喻。
[21]《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152页。笔者在重温宪法学研究常识和学术规范的文章中，曾附带地简要论说国家机关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正当性，[3]但讨论的周延性和深入度都很不够。
这里的法指法律，其中首先和主要是宪法。每郡应由朕派去法官2人，每年4次，如朕不在国内，则有大法官代派，会同每郡所推举之武士4人，于郡法院指定之日及地点举行前项审判(第18条);执行吏，巡察吏，检验吏或管家吏均不得受理刑事诉讼(第24条)。
法权是由法律分配和规范其运用行为那部分权，剩余权从法的角度看属自由获取的领域，但实际上分配结果往往由道德或以实力为基础的丛林规则来决定，法权与剩余权会形成一定的比例结构。二、理解法无授权不可为宪法含义须把握的要点 社会主义立宪民主制同资本主义立宪民主制虽属不同历史类型，但在国家机关法无授权不可为这一点上要求是相同的。国家从极权专制到立宪民主制，个人从受奴役到逐渐获得自由发展的条件——所有这些话语看似内容不同，其实都只对政治和法制进步这个相同历史走向的不同描述。除非有合理的根据认为有罪，以宣誓或郑重声明保证，并详细开列应予搜查的地点、应予扣押的人或物，不得颁发搜查和扣押证。
因为，在限制约束权力方面，合宪性审查只能在两个清单起作用的前提下拾遗补缺，不可能替代两个清单发挥限约权力的功能。他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写道：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取消代表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表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构。
学者们在学理上守住这个底线，会有助于人们识别并摒弃损害正常宪法秩序的各种缺乏学理根据、逻辑混乱的提法和做法。管理合众国与外国的、各州之间的以及与印地安部落的贸易。
我们可将宪定国家机关及其权力范围清单比拟为限约权力的宪法网笼之经纬结构中的经绳。如《宪法》第127条规定：监察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18] 上述宪法性文件中的臣民的同意被治理者的同意，以及国民授予的权力等规定，表明原来罗马法等古老民事法律中传统的权利委托与受托关系的原理，以启蒙运动时期的自然状态、自然权利、约定放弃自然权利走入政治社会建立政府并获得法律权利为主要内容的古典自然法学说为中介，经政治革命转化成了代议民主制下的宪法原理和原则。[7]童之伟、殷啸虎主编：《宪法学》(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26页。第26条规定，议会议员在行使其职权期间所发表的言论或所进行的投票，不受追诉、搜查、逮捕、拘留或者审判。第36条第2款规定，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三、国家机关法无授权不可为应是宪法学者维护的价值标准 中国宪法学者应该把公权力组织法无授权不可为作为价值价值标准来维护。原文为：Theexpressionofthingistheexclusionofanother. [9]孙谦、韩大元主编：《世界各国宪法》(欧洲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第180页。
[17]在这里，同意是授权、委托、授予的同义词。之所以如此，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两者都实行立宪制和代议民主制。
中国宪法学之所以必须坚守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底线，还因为另有一些很现实的需要。宪法通过授予国家机关权力的方式，客观上将一国或特定社会的全部权划分成了两部分，其一为法定之权，简称法权，其二为法外之权，亦称剩余权。
